书画家及亲属说了不算，专家意见不足为据，第三方鉴定机构迟迟缺位……

    近来，“253万元拍得吴冠中假画案”备受社会关注。

    原告苏女士2005年12月11日在翰海公司拍卖会上拍得署名“吴冠中”的油彩画《池塘》，2008年7月，吴冠中亲手在画上写下“此画非我所作，系伪作”的字样，苏女士以此为据，将翰海公司和卖家萧富元告上法庭。被告的律师则辩称，书画的鉴定主观性很强，画家本人鉴定存在弊端，不符合司法规定。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    吴冠中对自己作品的鉴定不被翰海和卖家认可，在拍卖收藏界引起争议。那么，书画作品的鉴定权究竟在谁手里？谁能对一件艺术作品的真伪一槌定音？针对这一拍卖收藏界的“老大难”话题，日前，北京晨报社邀请法律界、收藏界、拍卖界的20余位专家，就此展开了深入讨论。

    无人对真伪一槌定音

    研讨会上，画家史国良提出，作为艺术品作者的画家本人，在自己的作品鉴定上，往往反而没有话语权，“是不是自己的画，自己说了不算”，这是对艺术家信任的缺失。他强调，艺术家活着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发言权，就是对艺术家不信任。

    台北寒舍艺术中心董事长王定乾说，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真善美的东西，如果鉴定权、归属权还要动用到法律上来谈，就失去了价值了。“一个在世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品还不能有绝对的鉴定权利，非常荒谬。”

    收藏家马未都则持反对意见。“吴冠中先生在那张画上写的，是一个无知现象，不应该直接往那画上写。”他认为，最了解绘画的肯定是画家本人，但当艺术家离开所有权的时候，鉴定真伪便变成了社会问题。

    在这个问题上，其他专家也提出了艺术家自身道德准范问题，由于多种原因，艺术家在对于自身作品的鉴定上，存在着违心否认自己早年作品的情况，所以法律是以人的道德最低底线制定的。

    对于已然过世的艺术家，由其亲属或门生对作品实施鉴定颇为盛行，而在专家们看来，其效力不能一概而论。“应该先问三个问题：该亲友有无足够的专业素养;有无相应的道德素养;有无对艺术家的充分了解及经验积累。”杭州西泠印社董事胡西林说，只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，才可能做出正确判断。

    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名家书画，往往附有大家名流出具的鉴定证书。这盖有鲜红印戳的一纸鉴定，可信度又怎样呢？专家们说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我国艺术鉴定界最高权威。然而，随着这些大师相继过世，阅历丰富、学养渊博的“国眼”级专家已经不及以往，这直接影响了当今艺术品鉴定的整体水准。

    “现在的专家鉴定，基本上沿袭了目鉴和考鉴两种方式。这种传统几千年来行之有效，不应彻底抛弃。”嘉德拍卖公司董事副总裁寇勤说，“然而，也有水平参差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。”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也坦言，鉴定界还存在很多只认钱的专家，知名度和鉴定水平并不成正比关系。

    在“谁是一槌定音人”的问题上，多数专家倾向于“不存在一槌定音人”的观点。马未都强调，每个人手中握着的其实只是一票，定音的槌子，不在艺术家手里，也不在鉴定专家手里。“需要说明的是，司法的真实不代表客观的真实。有些时候会委屈了画家，但这是其画作进入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。”马未都说。

    呼吁权威鉴定体系

    史国良提出，现在的《拍卖法》没有“与时俱进”，很多条款已不适宜现在的形势，如《拍卖法》第六十一条规定：“拍卖人、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，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。”

    据介绍，组建鉴定队伍、聘请专家顾问，是拍卖公司的通行做法，甚至有公司曾推出过“保真拍卖”，承诺推出“100%真品”。对此，刘尚勇表示，在没有十足把握的前提下作出“保真”承诺，若非好心办坏事，就是更大的蓄意欺诈。企业作为经营主体，理应维护自身信誉，尽可能诚信为先，提高鉴定水准，既不自大自负，也不偏听偏信任何一方的意见。

    “拍卖赝品不仅是对消费者的损害，也是对创作者、经营者、甚至整个艺术品市场的损害。因此，拍卖机构应如实把所了解的情况、初步鉴定结果等详尽披露、进行公示，多方征询意见。”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也应当适用购买艺术品，如果涉及到欺诈，就应该承担双倍赔偿。如果是故意放纵赝品并拍卖成交的话，应该进入审查的范围。他还提出建议，拍卖行应允许瑕疵申请，在一年内可无因退偿，这在目前无法鉴定的情况下可缓解纠纷。

    在困局面前，一个共同的呼声逐渐清晰——成立有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，独立运作，依靠现代科技提高鉴定准确度。 史国良说：“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‘五线谱’，只有专家能够破译，而现在的局面是有鉴定资质的不够专业，足够专业的又没有资质。

同时，个人意见难免有偏，组成一个集体，才有监督性和公信力。”

    天津文物局文博研究馆员刘幼铮认为，建立分类的鉴定专家库，每次鉴定前随机抽选、分割操作，之后对各人结果进行统计、分析，同样能够得出趋于真实的结论。

    “画家画一张画，先动哪一笔是有习惯的，也许在高清晰的摄像机前，能分辨出他是哪笔先画，哪笔后画，后来改的哪笔也能看出来。”马未都赞同在鉴定中提高科技含量。王定乾提议，艺术家应该及时为所有作品建立出版著录、创作年鉴，为将来鉴定提供参考。再进一步，应该研发和运用科技含量较高的防伪标识，这样，“即便挡不住全部造假者，也能够提高造假的成本与难度，减少此类现象。”

    与会者认为，艺术品鉴定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、法制建设的长远课题，需要各个行业、各个环节齐心协力来做。将艺术文物鉴定纳入国家社会科研规划，逐步建立起与文化大国相匹配的鉴定体系和分类标准，是当务之急。